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透视后现代艺术——强劲的达达风
文/曾峥

  我们希望走出纯艺术的框架,把艺术的视野扩展到尽可能广阔的领域,把艺术的触角也延伸到过去人们并不视之为艺术的层面,以更新颖的观念,更丰富的视角和更多元的方式探讨艺术。艺术经历了上千年历史的演变,如今,缪斯女神也变成了平民,艺术不再只是祭品,或是孤独地呆在象牙塔里,也不仅仅只是生活的点缀,而是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,甚至是生活本身,它关系到我们生活的品质和生存状态。艺术不应该只是少数艺术家的特权,只有当大多数人都关注艺术,参与艺术和享受艺术的时候,艺术才会是真正的艺术。因此,杜尚抛给世人:“我最好的作品就是我的生活”。
   20世纪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所鼓噪的达达主义(Dadaism)是以“反美术”起家,在苏黎世、纽约、科隆、巴黎等城市兴起的一种虚无主义倾向的文学艺术运动。它对战争的恐惧和反感转而追求虚无的态度,并对现代社会作出极度的嘲讽。达达主义基本上就是强调“非逻辑与无意义”的概念,反对人类有理性的自欺。达达的命名也是在大家都认为不具任何意义的认知下,用刀随意插入法德字典中找到的。dada原本是“木马”的发声词,含有幼稚、讽刺以及无意义的意思。
  欧洲地区的达达,以苏黎士达达为首。1916年一群流亡瑞士的文艺人士、学生以及在苏黎士的诗人、艺术家、作家、音乐家、政客、间谍、革命分子等等,在目睹现代战争所造成的巨大杀伤力与破坏力之后,普遍产生反战情绪。他们经常光顾诗人Hugo Ball的酒吧,谁也不曾料到的是,他们的末世态度以及消磨时光的聚会,竟会演变成日后艺术流派中的一种“主义”。当时年轻人受到虚无主义(Nihilism)的影响,他们以哗众的表演、语言、文字嬉笑怒骂,刺激群众。他们不讲求艺术形式,也缺乏统一的美学立场,达达成员是反逻辑、反传统、反制度。达达也在纽约发生、延续,但缺少欧洲达达的政治氛围。一群来自欧洲为躲避战乱的艺术家和美国当地人士聚集成团体,当欧陆达达在高喊“反对”一切传统的时刻,纽约的艺术家正酝酿反欧洲现代主义的运动,呼吁年轻一代艺术家远离感官的艺术,走向观念化。
  纽约达达的灵魂人物是马塞·杜尚、弗朗西斯·毕卡比亚和曼·雷。杜尚出生于法国,1954年加入美国籍,他的出现改写了西方现代艺术的进程。毕卡比亚来自欧洲,雷是生于费城的美国艺术家。杜尚和雷虽先后接触过欧陆达达的活动,但并未正式加入欧洲达达的组织。达达没有一定的风格手法,而是采用抽象、拼贴或是现成品,并选择各自独特的表现形式进行创作。达达主义对艺术与生活结合的要求,早就破除了现代主义“为艺术而艺术”的主张。新达达以及后现代的艺术家受惠于达达的观念、艺术不分高下的美学品位,允许艺术与俗物共存,允许艺术家使用媒材的极大自由,允许反对历史传统同时又从历史中学习,允许矛盾对立可以同时存在,允许挑战所造成的破坏性解构。所以自达达以后,客观的形式不再需要,而保有自由风格(Free-Style)。
  新达达接受了达达原型的拼贴、集合、电影蒙太奇等技术,他们也使用现成品,利用随机性和表演结合发展而成的偶发艺术(Happening Art)。新达达的代表艺术家有劳生柏、杰斯柏·琼斯、法国的克莱因、德国的波依斯和美国的白南准(韩裔,Fluxus团体重要成员,被誉为录像艺术之父)都是1960年著名的偶发艺术表演艺术家。Fluxus是一个国际性的松散组织,成员直接运用传播媒介如电影、电视、录像、报纸或大众商品为工具,以反艺术、反品味、反文化为诉求,拒绝被纳入主流文化的影响,并把为大众所接受的艺术尺度推向极限。他们以廉价的媒材随意创作,不在乎品质更不追求永恒,一首诗、一个动作都可以是艺术。
  无论如何,达达艺术的革命,在于想象层面上的突破,不论文字、绘画、雕塑、装置、表演、电影制作或现成物的集合艺术,都是为了表达想象空间的变异、进程所采取的实际行为。达达的运动诉求在于整个精神意识的变革,这一点成为20世纪艺术史无法回避的重点。达达率先意识到人类现代化所带来的危机,他们以双重规则的矛盾行为,试图传达他们的信息,以激烈的行为刺激政治、社会大环境的改变。达达所处的年代,正是存在主义、马克思主义、弗洛依德的心理分析、无政府主义等许多哲学理论冲击的高潮,尤其是战争暴露了现代文明进步的代价,激发对人类生命本质的关怀。达达主义唯一尊重的法规是“偶然的机缘”,唯一尊重的真理是他们自己的幻想。让人们的精神从过去的桎梏中解放出来,迫使人们重新检讨美与丑的观念,去看原本不被视为是艺术的东西。达达主义对当代艺术最重要的影响,还在于达达改变了人们对艺术的态度和创作艺术的思想。因此,本想破坏艺术,却为后来的艺术带来许多新的途径和新的可能性,这倒是达达始料未及的。

                 (本文作品由何香凝美术馆提供)